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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燕-嬗变与超越:家事审判制度的实证分析与制度重构
发布日期:2017-11-23

嬗变与超越:家事审判制度的实证分析与制度重构

——以H区法院2012~2016年家事案件为样本


论文提要:

       在家事纠纷数量居高不下、纠纷复杂程度日益提高、纠纷解决难度不断增大的背景下,加快我国家事审判制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虽然已有部分地区列入家事审判的改革试点,但总体来说我国的家事审判仍未得到足够重视,依然在窘境中徘徊。鉴于家事案件的特殊性,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家事审判疑难,一般的民事纠纷审判机制已不适应当前中国的婚姻家庭纠纷的解决。家事审判改革不仅需要构建独立的家事审判机制,更应当重视家事审判理念的革新。本文试图通过对H区法院审判现状的实证分析,阐释家事审判的现实困境,借鉴世界各地家事审判诉讼程序的先进经验,立足中国的婚姻家庭实践,积极探索构建符合家事审判规律、顺应人民群众司法需求、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家事诉讼程序。全文共9923字。

主要创新观点:

       本文对H区基层法院的家事审判状况进行实证分析,考察当前家事纠纷存在案件复杂多变、家事调解困难、法院自身局限的司法现状,以至于当事人对法院感到无奈与不满。针对实证分析的困境,从立法、司法、执行等方面进行深入阐释。在司法实践中,没有完善家事案件受理范围,导致法官对新型案件裁定缺乏合适的理论依据;缺乏专门的家事诉讼程序和没有专门的审判机构,法官只好采用“快审快决”模式,法院调解也显得“力不从心”;家事案件执行更是民事执行案件中的难中之难。因此,在全国各地加快我国家事审判改革进程迫在眉睫。要重构我国的家事审判制度,必须先转变审判观念,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制定专门的家事审判诉讼法。考虑到家事案件其特殊性,家事审判改革中应着力研究确立调解前置原则、强化不公开原则、坚持当事人到庭原则以及未成年人子女利益最大化原则等特殊规则。既要借鉴世界各地在家事审判中的先进经验,又要立足中国的婚姻家庭实践,吸收当前各地改革试点的较好做法,探索构建顺应人民群众司法需求、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家事诉讼程序。

 

以下正文:

       家事审判的对象是家事纠纷,与一般民商事纠纷相比,该类纠纷是一种复合性的复杂纠纷,它不仅涉及家庭成员之间的身份关系纷争,还涉及身份人之间的财产关系争议;不仅涉及成年人之间的争执,还涉及未成年子女的利益保护;不仅涉及法律上的争议,还可能涉及当事人情感上、伦理上的纠葛。(1)因此,家事案件诉讼程序应具有修复家庭关系的功能,而一般的民事案件诉讼程序普遍追求权利、漠视伦理,这两者的价值完全悖离。由此可见,家事案件需要构建专门的诉讼程序,以实现该类纠纷解决机制的特殊价值与功能。

一、实证分析:家事审判实践之现实窘境

       我国的家事纠纷呈现数量居高不下、新型家事纠结案件涌现、纠纷复杂程序不断提高等问题,对各级法院处理家事纠纷均构成了巨大的挑战。

(一)家事纠纷的现状:持续增多和新型多变并存。

       为了考察家事审判案件的审理情况,笔者以H区基层法院(未列入家事审判改革试点)2012年至2016年五年来审理的家事案件为考察样本,考察近五年来家事审判案件的情况。具体见图一、表一。

 

图一:H区法院2012~2016年家事案件情况表(单位:件)

 

表一:H区法院2012~2016年家事案件类型情况表(单位:件)

       从图一、表一反映的情况来看,H区基层法院2012~2016年的民事纠纷有逐年增多的趋势,家事案件占民事案件的比例也从2012年的30.2%逐年上升到2016年的34.1%;与此同时,离婚纠纷、婚姻家庭纠纷、同居关系子抚养纠纷和继承权纠纷案件也有逐年增多的趋势,近年来还新增确认亲子关系纠纷、探视权纠纷、抚养纠纷等新型案件。由此可见,各类家事案件在最近五年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且案件类型出现了新型化、多元化,案件纠纷突显复杂性。

(二)法官的纠结:价值内涵的淡薄与家事调解的困难。

       为了了解家事案件在司法实践中的审理情况,笔者对H区法院10名法官进行问卷调查,其结果显示如下:

问题一:你认为家事调解有什么价值内涵?

 

图二:法官对家事调解的价值内涵认识不一

       从图二可见,受访法官对家事调解的价值内涵认识不一,而且不少受访者持“缓和矛盾”的观点,说明没有认识到家事纠纷的特殊性,将之与其他纠纷调解的价值等同;少数受访者赞同“促进沟通”、“节约诉讼成本”、“为当事人节约时间”说明其意识到了家事纠纷履行的长期性对调解提出了的特殊需求,考虑到了家事纠纷的解纷过程对当事人情感和生活秩序的影响。

问题二:你认为审理家事案件有什么难处?

 

图三  法官审理家事案件的困难

       从图三可见,50%的法官认为家事案件调解难度大,还常常吃力不讨好。没有专门的家事审判程序,导致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做出某些裁判不能找到适合的依据。部分法官在心理学、社会学等相关知识匮乏,不能更好与当事人进行沟通,影响案件的质效。

       问题三:案件审理中会主动调查收集证据吗?法官均表示不会,不主动调查取证的理由各有不同。大多数法官是基于自己身份的中立或者没有时间不愿职权取证。还有法官表示,案件的审限摆在那里,还有自己还要审理其他民事案件,调查取证花费时间太多。

(三)当事人的无奈:举证的困境与法院局限性。

       为了了解当事人对法院处理家事案件是否满意,是否真正解决了家庭纠纷,笔者从H区法院已审结的家事案件中随机选择50起案件,对当事人进行电话采访,具体采访情况如下。

问:你认为案件处理的过程还满意吗?有什么难处或不满?

 

图四:当事人对法院案件处理的评价

       从图四反映的情况来看,只有四成当事人对法院的判决或调解表示满意,其他当事人认为案件处理过程中存在举证困难、暴露隐私、与法官沟通、担心对方不履行等若干方面的问题。可见家事纠纷对法院提出了更高要求,法官不仅要掌握社会学、法学、心理学等专业知识,还需要丰富的调解经验,才能发现家事案件中隐藏的真实诉求,获得当事人的信赖与认可。法院也需要采取各种强制措施确保债务人的履行。

二、困境阐释:家事案件特殊性与审判机制局限性之矛盾 

       我国的家事审判在困境中徘徊,其根源在于家事案件特殊性与审判机制局限性之矛盾。家事案件的特殊性,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家事审判疑难,证明了一般的民事纠纷审判机制已不再适应婚姻家庭纠纷的解决。当前我国审判机制的局限性突出表现在家事审判立法、司法、执行等若干方面。

(一)关于立法:缺失的审判程序

1、界定不明确。2006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称,家事案件是指确定身份关系的案件及基于身份关系而产生的家庭纠纷,主要案件类型如下:(1)婚姻案件及其附带案件,包括离婚、婚姻无效、婚姻撤销等,附带案件包括监护权、子女抚养费、离婚后财产分割等;(2)抚养、扶养及赡养纠纷案件;(3)亲子关系案件;(4)收养关系纠纷案件。实际上,目前的家事案件远不限于上述列举的纠纷。随着家事案件数量日渐增长的同时,案件争议呈现了多元化,案件类型出现了新型化,案件纠纷突显复杂性。诸如探视权行使、代孕法律关系、家庭暴力、冷冻胚胎等疑难案件看似不属于原先规定的家事案件范围,却又的确是婚姻家庭产生的纠纷问题。因此,我国对家事案件纠纷的界定还有待补充完善。台湾地区“家事事件法”列举的类型多达40种。通过列举加概括式的立法体例来界定家事案件的范围,可能是理想的模式。台湾“家事事件法”将家事案件区分为甲、乙、丙、丁、戊类及其他应由法院处理的家事案件,详细列举案件类型并以概括式立法兜底。(2)

2、缺乏适合的诉讼程序。我国目前家事案件审理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婚姻法》《民事诉讼法》《继承法》《收养法》《未成年子女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也对涉及家事诉讼问题做出了一些特别的规定。2016年3月1日起《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儿童监护制度立法也在有序地制定过程中。但是这些规定分散不完备,不利于人们获得系统、详备的规范来指导其行为。而且现有规定主要涉及夫妻双方的人身和财产关系,对于诸如父母子女关系、收养关系等纠纷的规定十分欠缺。由于立法的缺失导致了许多裁判的依据和结果难以令人信服,也使司法机关的审判和执行工作陷入窘境。因此,我国需要构建比较完善的家事审判制度,以弥补相关法律规定的不足。既要吸收外国成功的经验又要根据中国特色的婚姻制度,从有利于未成年子女成长和老年人权益的原则出发,采取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进行处理。

(二)关于司法:困顿的司法实践

       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确定100家左右的法院为全国家事审判方式和机制改革试点法院,试点法院对家事案件程序尝试一些探索性的改革,然而全国大多数的其他各级法院还是采用传统的审判模式。

1、草率的“快审快决”模式。目前,我国的婚姻家庭案件都采用一般的民事纠纷审判机制,而现行的一般民事纠纷通常要经过二审终审,有些案件会进入再审。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国民事案件一审、二审的审理期限都相对较短。一般情况下,普通程序一审的审理期限是6个月,简易程序一审的审理期限是3个月。二审判决的审理期限是3个月,裁定的审理期限则是30日。然而,婚姻家庭案件不同于一般的民事纠纷案件,家事审理不仅要关注事件纠纷本身,更要重视当事人之间的亲缘关系。反复的司法实践证明,家事纠纷当事人之间亲情浓郁,这必然决定了家事审判的目标和价值高于一般的民事案件审判。若仅仅依据几个月短暂的法院审理,就判决一对共同生活了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夫妻关系终止,决定那些可怜孩子日后抚养权的归属,未免太过于草率了。大部分法官相信,只要判决了,便“案结事了”。“他们抱着幸福主义的观点,他们仅仅想到两个个人,而忘记了家庭。他们忘记了,几乎任何的离婚都是家庭的离散”。(3)实践中出现不少由于婚姻家庭纠纷得不到救济而产生的悲剧。这不由地令我们反思,这种草率的“快审快决”审判模式已与家事案件的审判理念大相径庭。

2、法院调解“力不从心”。家事案件的调解尤为重要,它直接关系着能否实现家事案件以解决家事纠纷与维护家庭和谐的宗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案件在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时应当先行调解。但是根据案件的性质和当事人的实际情况不能调解或者显然没有调解必要的除外。司法实践中,家事案件的调解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与认真对待。原因主要有: 一方面,我国的家事案件法官并非仅专门审理家事案件,他们还要负责审理其他多类民商事案件,在对待家事案件的调解上时间和精力都非常有限。大多数法官都无暇顾及缓和当事人的对立情绪便立即询问是否同意调解,当双方当事人否定调解时便直接转入审判程序,调解似乎成了走过场。另一方面,并非每一位法官都擅长调解且是婚姻家庭法的专业人员。而家事案件中的情感纠纷最难以平息。当人们以情感正义观诉诸公权力救济时,虽然在表象上当事人是向司法机关寻求对法定权利的保护,但在实质上,其所追求的不是类似案件得到类似处理,而是裁判者个人对自己的同情和对他的个案的特别处理。(4)由此可见,家事案件更侧重对当事人精神、心理和情感上的理解与抚慰,仅仅由法官进行调解显得“势单力薄”与“力不从心”。

3、我国家事审判专业法官短缺。我国现行的家事审判不容忽视的困难之一是司法人员的配置。在各级法院中从事家事审判的法官是婚姻家庭法学专业为数不多,还有不少年轻法官未婚且缺乏家庭生活经验。这样的法官队伍导致了潜在的家事审判危机: 首先,一些法官没有真正意识到家事案件特殊性和重要性,往往采用财产类案件审判模式,“法官先问是否愿意离婚,当事人一说愿意离,审判方向马上转变为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至于当事人感情修复问题,法官过问不多。”(5)多年来我国社会建设中对婚姻家庭关系稳定的强调不够,人民法院家事审判中重裁判轻婚姻家庭关系的修复,因此对社会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婚姻出现危机不能得到及时救治,导致婚姻家庭不稳定,未成年人成长环境恶化,逃学厌学甚至违法犯罪不断出现,老年人赡养也出现问题。”(6)其次,在家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有时法官做出的对当事人情感弥合的努力在短时间内无法奏效,只有经过不懈努力与坚持才会最终撼动陷入僵局的亲情关系。这也正是“在司法实践中,很多法官对家事案件存在较大的偏见,认为它是琐碎细故,没有专业‘技术含量’,不能体现水平,而且家事案件调解难度大,常常吃力不讨好。”(7)结果便是以简单的裁判方式和流程草草作出判决。

(三)关于执行:难以突破的执行危机

       我国民事案件“执行难”问题由来已久,执行率低、执行难、被执行人逃避执行的现状被称为“执行危机”。其不仅妨碍了权利人权利的实现,也严重影响了法院生效裁判的权威。婚姻家庭案件的执行多数具有非财产性,又涉及较为敏感的冲突以及儿童的权益,其执行就变得更加的困难。比如在子女探视权的执行上,很难确定探视权的执行标的、强制执行措施有限以及执行的持续性等问题。当前,我国各级法院正开展整治“执行难”问题,进一步用足用够用好各种强制执行措施,加强对失信被执行人的联动惩戒,落实失信惩戒规范化、常态化,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但对于家事案件的执行,并没有针对性的具体措施。

三、制度重构:基于创建和谐社会的制度安排

(一)理念与构想。

1、转变理念。家事审判方式改革应将审判理念由单纯审理判决转变为“修复感情、弥合亲情”为主,审判方式由原来的对抗式关注财产利益为主转为诉辩相结合,工作机制由原来法院单方转变为社会合力,关注重点由原来的以财产为主转变为更加关注未成年人、妇女、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在广东省改革试点的工作中,家事审判合议庭创新运用“劝导、批评、谈话、教育”相结合的调解方法,消除当事人间相互排斥的怨念心理,引导其相互解开心结,从而较为彻底地消除矛盾。为更好地解决纠纷,法院调解的范围不限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对诉讼请求未涉及的问题,在不涉及第三人利益且双方当事人均同意调解的情况下,予以在案件诉讼中一并调解。同时在离婚案件的处理过程中采用“劝离”与“劝和”相结合的调解方法,法官不事先预设调解立场。根据案件实际情况,适当摒弃经过两次起诉方可和平结束此婚姻。(8)
    2、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机制解决家事争议是家事审判的发展趋势,调解在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目前,全国各地家事审判改革试点法院正在尝试各种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其中广东试点的做法是扩大社会参与度,形成社会合力,共同化解矛盾。例如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主要有两种做法: 一是亲属会议助调解。针对家事案件涉及法律、伦理、感情等问题这一实际在明确两级法院成立的家事合议庭中至少须有1名女法官的基础上,大胆引入家庭会议制度,即借助传统的家庭长辈主持公道解决家庭纠纷的方式,以法官名义邀请双方长辈召开“家庭会议”,参与法庭调解、化解矛盾纠纷。二是探索“法庭之友”制度。有针对性地邀请公安、妇联、共青团、民政等部门或社会机构派员到场就事件的处理提出参与意见与妇联定期召开联系会议充分发挥妇联组织在调解家务事中的积极作用实现家事审判的诉调对接。(9)

(二)程序与路径。

       效果良好的家事纠纷解决机制必须重视“中国”与“家事”因素。所谓“中国”因素,从宏观层面上讲,是指中国的国情条件、制度和社会经济文化基础及其之上生成的司法制度,如法庭调解制度、“齐抓共管”的综合性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从微观层面上讲,是指全国各地在制订家事纠纷解决机制运行细则时应注意到当地具体的经济、社会文化背景。所谓“家事”因素,乃基于家庭关系相异于一般民事关系的情感性、公益性特点,相应产生的对家事纠纷解决机制的特殊要求。(10)构建我国家事纠纷解决机制,除了借鉴他国经验,还应特别注重对中国自身经验的总结,避免简单照搬照抄其他国家与地区制度的窠臼。基于对家事纠纷的特殊性以及纠纷解决的制度环境、成本等现实可行性因素的考虑,在当前重视化解纠纷的司法政策环境下,完善我国家事纠纷解决机制,尤其是完善广大农村地区的家事纠纷解决机制,应注重充分利用原有制度资源和社会资源,发挥原有纠纷解决机构的作用。

1、制定专门的家事诉讼法。为了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的和睦,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适应家事审判的需要,独立的家事诉讼程序的建立势在必行。在制定家事诉讼法时,必须考虑到家事案件与一般民事案件相比在审判理念、程序上有很多特殊规则,而这些特殊规则才是家事审判改革的着力点。第一,确定调解前置原则。我国的民事诉讼法规定民事诉讼实行自愿合法的调解,是否调解主要取决于当事人。但家事案件由于其自身的伦理性和亲属关系性,应当将调解作为家事案件审判的前置程序,避免没有经过充分的沟通协调而轻易判决,不利于家事案件纠纷的彻底解决。第二,强化不公开原则。家事案件因涉及当事人隐私公开审理给当事人造成心理顾虑,不利于原、被告双方对涉及隐私的敏感事实充分质证,同时也不利于与案件相关的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保护。因此,我国构建家事审判程序应规定以不公开审理为原则,而以公开审理为例外,还应该规定宣判中隐私不公开以及相关的法律文书也适用不公开原则。第三,强调当事人亲自到庭原则。家事案件的审理通常会涉及当事人的身份关系和身份利益,而身份行为又具有不可替代性。因此,除本人不能表达意思,或因特殊情况而无法出庭,向人民法院提交书面意见并获得准许的情况外,家事案件的当事人应当亲自到庭参加诉讼,以求实现纠纷的彻底化解。第四,坚持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原则。家事纠纷虽然多表现为成年人之间的战争,但在离婚等身份关系的诉讼中,未成年子女常常被牵扯其中,不幸沦为父母争夺或者相互推卸责任的对象。我国在家事审判立法中应当将未成年人利益摆在家事纠纷化解的突出重要位置,坚持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

2、审判机构和审判人员专业化。

(1)鉴于家事案件具有高度身份性、社会公益性的特点,近年来要求借鉴国外或地区的经验,设立专门家事审判机构的呼声渐高。但笔者认为,考虑到法院长期存在案多人少、编制有限、经费不足等实际问题,相较于成立独立的家事法院的做法,在基层人民法院普遍推广具有独立编制的家事审判庭的做法,在现阶段的司法改革中更具有可操作性。我国目前没有设置家事法院,绝大部分法院缺乏专门的家事审判机构。除了试点法院设立家事审判合议庭或者家事审判庭外,大部分法院没有专门的家事审判组织。以广东为例,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成立了少年家事审判庭,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湛江市坡头区人民法院和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成立了家事审判庭。(11)

(2)审判人员是家事审判活动中的核心成员,也是法院行使权能的主要人员。随着家事案件的多元化和深入化,所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宽,纠纷问题也更加精细复杂,这就对从事家事审判的法官、裁判人员的法律修养和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人认为“审理家事案件的法官应当从具有法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专业知识的群体中选聘。”(12)笔者认为这样的标准对目前从事民事审判的法官群体的要求过高。比较实际的做法是,在各级人民法院中挑选熟悉婚姻家庭审判业务、审判工作经验丰富、协调能力强、善于做群众工作并且责任心强的法官从事家事审判业务。可以定期组织法官接受婚姻家庭法、儿童心理学等方面的专项培训。除了提升家事案件主审法官的专业化程度之外,配备经验丰富以及具有一定专业化水平的专职调解员、司法听证官等司法辅助人员也至关重要。

3、适当放宽审限。民事诉讼中的审理期限制度是为了保障案件的及时审结,避免案件的久拖不决而规定的一项法律制度。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审限常常制约家事审判职能的充分发挥。家事案件往往涉及到夫妻共同财产以及子女的抚养、父母的赡养及案外人的利益等问题,不应当像普通的民事案件一样追求高的结案率而审理结案。因此,在家事审判中应当转变单纯强调审限内结案而忽视矛盾纠纷化解的审判理念,除对涉及家庭暴力等受害人身处困境急需解决的案件优先审结外,对其他争议财产较多、矛盾较深、当事人情绪激烈、涉及未成年子女利益的家事案件,均应适当放宽审限限制,为法官深入了解当事人实际家庭生活状况、作出合乎客观实际并使当事人利益最大化的裁判,预留出合理期限,同时也为通过多种途径彻底化解家庭纠纷、修复家庭成员心理创伤提供条件。对于原告要求离婚而被告坚决不同意的离婚案件,经当事人同意还可以设置不计入审限的冷静期,以防止冲动离婚。

4、加大法官职权干预力度。审理普通民商事案件的基本理念是辩论主义和尊重当事人处分原则。但家事案件仅仅限于当事人双方提供的证据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双方的证据往往是从自身利益出发而忽视子女及家庭的利益,双方争锋相对、激化矛盾。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及提供的线索,依职权向有关单位调查取证,查清案件事实,不但可以探究纠纷的根源,而且可以提高案件审判的公正性。德国规定家庭事件不再由民事诉讼法调整,而是采取职权调查主义,赋予法官较大的依职权调查的权力。我国台湾地区家事审判程序中,也强调依职权调查证据和查明事实、通知利害关系人参加诉讼等法官职权对诉讼程序的介入。(13)而我国的民事诉讼中强调当事人举证和法官的消极居中裁判,对事实查明及证据调取方面,法院职权的介入相当谨慎。因此,在家事审判方式改革中,应当积极探索法官依职调查取证制度。当前全国家事审判改革有一项改革制度就是“可以探索引入家事调查官制度”,主动调查婚姻家庭关系中双方的对错,给法官提供报告也有益于修复双方关系。珠海市香洲区法院的做法是在审理抚养权案件中引入家事调查机制辅助办案,委托心理专家对当事人的抚养能力、生活状况、未成年人成长经历及意愿进行评估并出具调查报告,供审判参考。(14)

5、破解家事判决执行难。一是要转变家事案件的执行理念。当前在家事案件的执行中,执行人员大都还是遵循民诉法中财产案件的相关执行程序。因此,必须积极转变理念,坚持说服教育与强制执行的有机融合,有效调解双方当事人和解。同时,对于残疾人、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的利益要加强保护。而对于家事案件中的家庭成员的和谐关系也要加以维护,这对于和谐社会主义的建设尤为重要。二是要构建家事案件的基本执行制度。一方面可以借鉴台湾地区经验,可以建立调查劝告制度,以有效达到“说服教育”目的,确保债务人能自发履行,但对待家庭暴力事件,法院应该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才能决定是否进行劝告。另一方面,可借鉴日本法律的规定,建立“履行确保制度”。日本《人事诉讼法》中的“履行确保制度”,包括“履行劝告”“履行命令”“金钱委托”制度。(15)规定债权人可直接申请强制执行,但须依据债权人的实际生活状况适当调节强制执法法规。若债务人不能按期履行,债权人可依法申请裁定使债务人能够缴纳强制金,并保障后期债务履行。

结   语

       在我国家事法律制度与时俱进完善的同时,家事审判改革不仅应借鉴世界各地先进的家事审判经验,更应立足于我国的婚姻家庭实践基础,在“消除对立、解决纠纷、弥合亲情、维护和谐”的家事审判司法理念下,吸收当前各地改革试点的较好做法,探索构建顺应人民群众司法需求、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家事诉讼程序,为维护和睦友好的家庭关系和安定有序的社会秩序做出积极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