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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浩炳-实现人民法院附设调解制度之程序现代化
发布日期:2017-11-23

审判权与调解权的分离:实现人民法院

附设调解制度之程序现代化

——从程序选择权与程序控制权视角进行分析

 

论文提要:

       在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法院附设调解制度符合司法公正的价值追求,彰显了司法的实用性与能动性,是实现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重要探索。文章首先对我国构建该制度进行实践考察和法理思考,对现有法院调解制度存在缺陷的反省和简要介绍了当前具有代表性的法院在探索附设调解制度的主要作法和经验,并分析了我国构建法院附设调解制度的合理性及设计该制度的建构原理,最后对我国构建该制度提出了设想。目前我国学者还没有对法院附设调解制度的理论基础、种类和细节进行深入研究,因此从程序选择权和程序控制权的角度对人民法院附设调解制度的研究自是有着相当高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指导意义。

全文共9209字。

 

主要创新观点

       本文对我国法院调解制度进行实践考察,并根据现状分析困境根源,进而提出构建法院附设调解的设想,相关研究成果更具针对性与实用性。本文有以下创新观点:

       第一,分析我国构建法院附设调解制度的合理性及设计该制度的建构原理。提出构建法院附设调解制度具有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实现案件分流和合理配置司法资源、促进民事司法改革及解决未入额法官的职业出路等合理性;科学构建人民法院附设调解制度的指导原理,其主要包括程序正当性原理、程序相称原理、程序选择权原理。

       第二,对法院附设调解程序进行庖丁解牛式的规制,创新性地提出设立法院附设调解机构,建立职业调解员制度,以程序选择权和程序控制权的原理构建“分权-衔接”的法院调解权运行机制。同时,从法院附设调解程序的启动至终结上对该制度进行规制。即构建自愿调解为主和强制调解为辅的制度模式,实现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和法院的程序控制权。

 

以下正文:

引言

      中国目前正处于急剧变革的转型时期,经济高速增长,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但变动中的中国社会却恰似一个“断裂的社会”。 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类纠纷解决急剧增多。当今国内外对法院附设调解制度的研究已经渐成趋势。自2003年以来,我国兴起了一股对法院附设调解制度的研究和实践的潮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上海浦东法院和广东东莞第二法院。目前我国学者对如何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法院附设调解制度,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的研究。因此,本文以程序选择权和程序控制权为视角,从微观的层面对人民法院附设调解制度进行研究,自是有着相当高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指导意义。

一、发现:人民法院调解制度的实践考察

(一)人民法院调解制度遭遇的困境及其成因

       我国的诉讼调解制度的价值和功能虽然一直得到高层和法院系统的认可和重视,但多年来却一直备受理论界诟病。本文通过对S市H区法院自2012年至2016年,该院审理的民商事案件以调解结案所出现的申请执行和申请再审情况,对现行法院调解制度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H区法院自2012年至2016年受理的民商事调解结案案件申请强制执行的比例在30%以上。(表一)而调解案件进入强制执行的比例偏高,也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

表一:2012年-2016年H区法院民商事调解结案案件申请强制执行情况

期间

民商事案件申请执行

收案数量

调解案件申请

执行数量

调解结案

申请执行率

2012年

1620

543

33.5%

2013年

1840

610

33.1%

2014年

1711

513

29.9%

2015年

2029

692

34.1%

2016年

2050

595

29.0%

合计

9250

2953

31.9%

       而自2012年至2016年,H区法院审结的民商事案件申请再审的案件共405件,其中针对调解书申请再审的共20件;而其中调解书经审查之后裁定再审的共6件,再审之后被撤销的调解书共6件。(表二)虽然调解书进入再审程序在民商事案件申请再审中所占的比例不大,但其裁定再审率却为30%左右,可见其质量也并不是很好。而法院针对民事调解书裁定再审主要理由有:违反自愿原则、调解协议内容违法、调解主体不适格、损害第三人利益等。(表三) 

表二:2012年-2016年H区法院调解结案裁定再审理由情况

期间

民商事案件申请再审

民商事调解书申请再审

受案数

裁定再审率

收案数

裁定再审

案件数

裁定再

审率

撤销调解

书率

2012年

90

13.3%

3

0

0

0

2013年

76

10.5%

5

1

20%

20%

2014年

88

15.9%

8

2

25%

25%

2015年

75

12.0%

3

3

100%

100%

2016年

76

13.1%

1

0

0

0

合计

405

13.0%

20

6

30%

30%

 表三:2012年-2016年H区法院民商事调解结案案件申请再审情况

协议内容违法

代理人超越代理权限

当事人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

违反自愿

原则

调解协议因客观原因无法履行

4件

3件

2件

1件

1件

       从上述数据材料可以看出,当前我国“调解型”的审判方式存在不少弊端。法学理论界对法院调解的弊端进行了不同侧面的考察,较有代表性的见解有以下几个方面:

1.调解制度设置的缺陷。在当前的民事诉讼结构中,将法院调解定位为法院审判权运行的另一种方式,同一案件法官既是调解者,又是审判者,使得审判权与调解发生了冲突,使民事诉讼变成了“调解型”的审判模式。“调解人员的双重身份,不仅是法院调解所有问题的根源,同时也是调解本身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得以爆发的导火线。” 因此调解对司法的公正运行产生负面影响在所难免了。

2.调解程序的运行存在着很大的强制性。调解机制存在的正当性应该是当事人的合意,否则调解活动就是非正义的。但由于我国民事诉讼结构的原因,审判权与调解主持权交织在一起,法官在诉讼过程中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当事人并不拥有完全的程序选择权。法官具有纠纷调解人和裁判者的双重身份,“当法官摆出裁判者的身份进行调解时,或明或暗的强制就会在调解中占主导地位,在强制力的作用下,自愿原则不得不变形、虚化”。

3.调解程序缺乏对法官权力的约束。在法院调解中,法官拥有很大的主宰程序运作的权力,其在整个调解程序的运行较为主动,使得法官主持调解程序上存在很大的随意性,调解过程显得很不规范和严肃,而且调解期限和次数由法官决定。而作为合意性的纠纷解决机制本应赋予当事人的程序性权利,但在当下的调解制度之下“法官把变了味的判决结果通过调解来取得正当性的外观放任非自愿调解,无异于是允许法官把在程序不透明依据不清晰的情况下形成的调解意见强加于当事人。” 这样的法院调解活动,势必破坏当事人对司法的信任,破坏了法院的权威和人民对法律的信仰。

(二)人民法院附设调解制度的实践

       为解决现行法院调解制度的弊端,应从民事审判模式整体转型的框架中改革该制度,并以构建法院附设调解制度以替代法院调解制度,完善法院内多元的纠纷解决体系。正如范愉教授指出的,“目前我国民事纠纷的解决机制缺少前置性的非诉讼调解程序,解决这一问题,并不在于禁止限制法官的审判中进行调解,而应该在非诉讼(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的设置上着眼。” 2016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专门下发了《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为下一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我国当前并没有完整的法院附设调解制度。法院附设调解制度作为ADR的一种形式,又称为司法ADR,章武生教授认为法院附设调解制度是在ADR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准司法性质的程序。本文认为,法院附设调解是当事人将案件交付法院解决而尚未进入诉讼程序之前,根据法律的规定或当事人一方的申请,由法院安排其附设调解机构对案件进行调解的一种独立纠纷解决机制。在当下大力倡导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之际,我国各地法院正努力探索建立“诉调对接”机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上海浦东法院和广东东莞第二法院。

1.上海浦东新区法院模式。上海浦东法院2006年2月起便将诉前调解作为法院解决纠纷的一个“程序”进行了探索实践。其诉前调解程序,以“法院附设调解员”、“非诉调解前置”和“调解协议效力司法直接确认”为特征,即根据当事人自愿原则,对部分民商事纠纷在立案审查阶段,委派法院聘请的调解员或者有关调解组织进行调解,将调解达成的协议经法官审查后出具民事调解书确认其效力,调解不成的,启动诉讼程序。诉前调解是在案件立案前进行,诉讼程序尚未开始,调解由法院聘请的调解员或者有关调解组织主持,法官不直接参与纠纷的实质调解交涉过程。 当事人申请诉前调解程序的同时还可以选择调解员。调解过程没有审判的严肃对抗气氛,不必要严格遵循举证、质证的规则。调解采用不公开进行,调解员对调解过程中从当事人处获得的信息予以保密。因调解失败立即转入诉讼程序的情况下,诉前调解信息不带入诉讼程序,避免对审理该案法官的判断产生影响。调解协议经当事人合意而成立,法院对调解协议形式司法审查权。调解有期限的限制,一旦调解不成,当事人无需另行申请,案件会迅速转入诉讼程序。浦东法院为了给当事人提供一种低成本的纠纷解决机制,对诉前调解不预收诉讼费。如果当事人通过调解达成了协议当场及时履行或者原告撤回起诉的,不再收取诉讼费;即便申请司法确认,需要法院出具调解书的,收费也大大低于正常的诉讼案件收费标准,仅收取标准诉讼费10%至20%。

2.广东东莞第二法院模式。2009年东莞第二法院制定了《调解速裁中心章程》《商会庭外调解工作规定》《保险公司庭外和解工作规定》等一系列法院附设调解的规范性文件。并设立了调解速裁中心,建立起以该中心为枢纽的诉前调解、诉调对接、立案调解、委托调解、协助调解等五大机制为支撑的司法附设调解体系。该院的调解速裁中心的职能主要是:在诉前调解机制方面,主要通过中心与其他解纷部门联动,提前掌握事态的发展,并选择适当的时机提前介入调解,促成调解协议的达成;在诉调对接机制方面,主要通过中心劝谕和指导当事人到人民调解工作室循调解途径解决纠纷,赋予人民调解结果司法效力;在立案调解机制方面,主要通过中心征求当事人的意见,法院在移送审理前,组织当事人在规定的时限内进行调解;在委托调解机制方面,主要通过中心将审判与调解职能分开,将案件委托给相关部门、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进行调解,充分调动社会组织参与纠纷的解决;在协助调解机制方面,主要通过中心邀请与当事人或案件有一定联系的单位、组织,和具有专门知识、特定社会经验的个人,协助调解员进行调解工作。

该院与人民调解委员会、行业协会、辖区内社区委员会加强沟通,邀请上述组织机构派驻专职人民调解员、行业调解员、司法协理员常驻调解速裁中心。同时,该院通过内部机构改革,设立了专职负责调解与速裁工作的法官、法官助理,并常驻调解速裁中心。

(三)人民法院附设调解现状分析

1.实践中法院附设调解的共同点。第一,各地法院附设调解一般都是在案件立案之前进行调解。第二,各地法院附设调解程序的启动,遵循自愿原则。第三,各地的院附设调解均是司法资源与社会资源相结合,充分利用了社会的调解资源。

2.实践中法院附设调解的差异。第一,调解组织不同。实践中有些法院在立案庭设立了“诉前调解窗口”或“诉前调解小组”,专员负责安排诉前调解活动,如浦东法院。有些法院是专门设立了独立的“调解速裁中心”或“人民调解窗口”,负责安排“大调解”等活动,如东莞第二法院的做法即是如此。第二,法官在法院附设调解中的作用不同。有些法院规定由专门的法官作为专任调解员,可以负责调解活动;有些法院为了实行“调审分离”,则法官没有参加调解活动,调解活动全由特邀调解员或人民调解委员会等社会组织负责。

3.实践中法院附设调解的问题。第一, 人员配置标准流于形式。法院附设调解机构的调解员配置是该制度发挥其价值的关键。当前某些法院虽然设置了专门调解机构,但对调解员的选任却流于形式,没有根据调解员的特点选任处优秀的调解员。第二,配置人员日常管理有待规范。不少地方法院对附设调解机构人员的管理相对简单,日常管理制度设计大多是一个框架性的规定,没有具体明确的操作要求。

二、思考:人民法院附设调解的法理依据

(一)构建人民法院附设调解制度的合理性

       当前很多国家非常重视法院附设调解制度的发展,以避免诉讼程序的固有缺陷,并可减轻法院的办案压力,提高司法效率。目前我国各地方法院也正实践着法院附设调解制度的构建,但我国引入此项制度是否具有合理性呢?这是我们构建此项制度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本文认为,我国构建法院附设调解制度具有很大的合理性。

1.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机制为民众提供了越来越大的自由意志和行为空间促进纠纷当事人从对抗对决走向对话协商从单一价值走向多元化从胜负决斗走向争取双赢。 让当事人能选择替代性的非诉讼程序作为纠纷解决的方式。法院为当事人提供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从而提高了司法效率、节约司法成本。

2.实现案件分流、合理配置司法资源。当前,面对大量的纠纷涌入法院,使有限的司法资源与大量需要处理的案件之间产生了矛盾。其结果是有限的司法资源无法实现合理的配置和社会主体无法公平得的司法服务。所以,为使有限的司法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有必要对进入法院的案件进行分流,并将不同性质、类型的案件依据不同的纠纷解决程序进行处理。现代意义的法院功能已不再仅仅是解决纠纷,更重要的是确立规则与提供行为规范。 案件分流之后使法院的负担得以减轻,优化了法院资源,保障了有限的司法资源在所有寻求正义的人们之间进行公正地分配;法官也有了更多的精力去应付疑难案件,从新型纠纷的个案中确立新规则,引领法制发展。

3.促进民事司法改革。现行民事诉讼中的超职权主义的审判模式、法院调解制度存在的“调审合一”,这些弊端造成了当事人处分权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成为民事司法改革的一个重点。构建法院附设调解制度,要求赋予当事人完整的意思自治权和处分权,从而使当事人主义的理念贯穿到民事纠纷解决程序中去,实现“调审分离”的一个具体步骤。

4.解决未入额法官的职业出路。当前的法官员额制改革一定程度使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更加突出,因此,将未入额的法官选任为法院附设调解的专职调解员,这样的做法不仅从制度上解决未入额法官的出路,而且减少了入额法官的办案压力。

(二)人民法院附设调解制度的构建原理

       法院附设调解程序的运作是以不同意见和利害关系的人们在公正的程序下通过自主交涉和理性讨论进行行为调整的柔软功能为基轴的。 为此,我们必须明确法院附设调解制度的构建原理,其是科学构建我国人民法院附设调解制度的指导原理,刘敏教授认为其主要包括程序正当性原理、程序相称原理、程序选择权原理等。本文认为,法院附设调解的重要价值在于该制度给予了纠纷的双方当事人提供了一个由法院作为司法保障且当事人双方可以在对等的立场进行自我支配、决定程序的运行。我国构建法院附设调解制度原理主要来自于对当事人“意思自治权”和“处分权”原理,以及基于这种自治和处分权的利益协调原理。

1.程序正当性原理。程序是法律的中心,压制性的权威受到正当程序的约束。 法院附设调解程序也属于程序的范畴,并且是现代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其为社会主体提供了一种程序正义的框架,终极目标是为当事人提供一种在公平程序中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纠纷的机制。其制度的正当性来源于其比诉讼程序体现了更为彻底的当事人自治原则,保障当事人在调解程序运行过程中的处分权。人民法院附设调解程序的设计应当注重程序的形式公正和保障当事人的人格尊严。

2.程序相称原理。所谓程序相称,就是指程序的设计应当与所处理的案件的性质、争议的金额、争议事项的重要性、复杂程度等因素相适应,由此使案件得到适应的处理。 现代社会,因为民事权利具有多元性,纠纷也呈现出多元化和多层次的特点。所以,立法者在设计法院附设调解制度时,应当充分考虑纠纷的性质、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等因素与法院附设调解制度相适应。根据程序相承原理,“立足于当事人的不同心理需求角度,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是非常必要的。” 法院附设调解制度的设计要有助于实现调解的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而且还要注重设置出调解程序具有灵活、便捷、高效的特点,以实现公正与效率相协调。

3.程序选择权原理。所谓民事程序选择权,是指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权选择纠纷解决方式,在选择了纠纷解决方式之后,亦有权选择相关程序和与程序有关的事项的权利。民事程序选择权作为一项程序权利,是立法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由,对当事人进行程序关怀的体现。 它强调当事人在纠纷解决程序运行中的意思自治,鼓励当事人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程序,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法院附设调解制度必须最大限度地尊重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保障当事人的自治权。程序选择权贯彻于法院附设调解制度,从个体上考虑,体现了对私法自治权的尊重,有利于当事人避免因诉讼程序程序的适用或进行而导致其实体利益和诉争外利益的减损和受限,实现其利益最大化;从社会范围来看,也有利于推动法院的社会功能的转化。

三、实现:构建人民法院附设调解制度的程序现代化

(一)调解机构的设置和当事人的参加

1.调解机构的设置。法院附设调解机构应是附设于人民法院内部专门负责诉前调解的组织,其属于人民法院的内部机构,对外以人民法院名义行使调解权。调解机构应当有专门的办公场所、调解室和专门的办案人员。办案人员包括调解法官、法官助理、法院聘用的专职或兼职调解员、书记员、秘书等。调解活动由调解委员会或调解法官负责。调解委员会由一名调解主任和两名调解员组成;调解委员会主任由调解法官担任;调解员协助调解法官参与调解活动。

在法官员额制改革的背景下,关于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员,法院可以将未入额的法官任命为专职调解法官。另外,我国还应构建法院聘任调解员制度。法院应将专职调解法官和所聘用的调解员编入《人民法院附设调解员名册》。为尊重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当事人可以各自在调解员名册中选定一名调解员组成调解委员会,并可以申请调解员或调解法官回避。

2.当事人的参加。由于法院附设调解制度是以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为基本原则,当事人的合意被看作是程序正当性的根本保障,所以为了实现其价值,必须从当事人的行为入手,对调解程序进行规范。在规制当事人的法院附设调解行为时,应当采取当事人本人参加原则,而在当事人因各种原因无法亲自参加附设调解程序的情况下,经法院允许可以由拥有特别授权的代理人参加,但涉及身份纠纷的当事人仍必须亲自参加调解。

(二)调解的案件适用范围

       尽管选择何种纠纷解决方式应基于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但对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进行合理分流,并在此基础上对当事人进行激励或引导,是法院附设调解制度能否最大限度发挥作用的关键。法院附设调解的案件适用范围,主要是指适用案件的范围,即哪些类别的案件可以或应当由人民法院附设的调解机构进行调解。法院附设调解的范围一般来讲是比较广的,但对一些涉及非诉讼程序、有关身份关系确认和依据案件性质比较特别的案件不得适用法院附设调解程序。

       我国还应构建“调解前置主义”,即对一些纠纷事项实行强制性调解,没有经过法院附设调解不得进入诉讼程序。根据案件涉及的诉讼标的、具体情节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对一些小额诉讼、家事纠纷、亲属之间争议、不动产相邻关系、交通事故纠纷、医疗事故纠纷、环境纠纷等强烈情感下的多重利益冲突的案件,应首先适用附设调解方式。 

(三)调解的管辖和适用阶段

       为使法院附设调解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相衔接,法院附设调解的法院应当是对当事人的纠纷事项能够行使审判权的管辖法院。所以,法院附设调解的管辖准用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章“管辖”的规定。法院附设调解应当适用于第一审的民事案件进入诉讼程序之前。以此可以使法院附设调解程序与诉讼程序相隔离,实现调审分离,避免审判法官与调解法官的角色混同和相互影响,使得附设调解成为一套独立的纠纷解决程序。对于在一审审理过程中、二审和再审的审前、审中的有可能调解结案的纠纷可以通过“诉讼和解程序”进行解决。

(四)法院附设调解程序的效力

       当事人提起附设调解申请,可以推定是向另一方提出要求的一种方式,而且法院附设调解程序是具有准司法性质纠纷解决机制,为国家设立的一种解纷制度,所以经该程序处理之后,纠纷事项自然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对于双方当事人经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只要调解协议没有违反法律相关规定的情形,双方当事人合意达成的已签字并经法院确认的调解协议,具有与生效判决同等的法律效力。  如果调解无法成立,法院附设调解机构应向当事人发放《调解不成证明书》,以便当事人选择是否凭此证明书向法院起诉。

(五)建立调解费用激励机制

       我国在司法传统中虽然重视法院调解,但在建立调解的激励机制上尤其在减轻当事人的诉讼成本方面明显考虑滞后。所以在完善法院附设调解制度时,为鼓励、引导当事人选择法院附设调解,体现程序相当性原则,对于附设调解成立的案件将收取一定的调解法,而调解不成立的,将不收取任何费用。另外,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制定诉讼费用惩罚机制,对于一方当事人不接受对方所提出的调解方案而坚持诉讼的,如果在后续诉讼的判决中没有得到比调解方案更有利的判决的时,将要承担拒绝调解以后对方当事人所支付的诉讼费用。

(六)法院附设调解的运作程序

1.调解的启动。人民法院附设调解程序的启动,以当事人一方的提起申请为启动方式。当一方当事人直接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对纠纷事项进行附设调解时,法院附设调解机构通过审查认为当事人的申请符合附设调解的立案条件的,予以立案。对于纠纷属于强制性调解事项的,如果当事人直接提起诉讼,该起诉行为视为提起调解的申请。当事人申请时,应当提交案件相关证据材料,并缴纳调解费。      

对于需要由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的案件,法院在立案之后应当同时让申请人在《人民法院附设调解员名册》中选定一名调解员,申请人放弃选择的,由法院为其确定调解员。法院在调解立案之日起3日内,向被申请人送达调解申请书副本或口头申请笔录复印件;对于需要由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案件,让被申请人选定一名调解员,被申请人放弃选择调解员的,由法院确定之;同时向被申请人书面告知调解日期、地点和选择调解的优势等。

2.调解的进行。调解可以在法院的调解室进行,也可以由法院确定或当事人约定的其他合适的地方进行。法院的调解室应以圆桌会议等方式营造平等、和谐、宽松的氛围。对于案件事实较为清楚、案情比较简单的案件,由调解法官实行独任调解;案件当事人较多、案情比较复杂则由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调解方式一般以不公开为原则,当事人双方申请公开调解的,也可以公开进行。根据案件的调解需要,调解法官或调解委员会在经得当事人双方同意之后,可以将案件委托给特定的单位进行调解;而经受托单位主持调解的,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该调解协议必须经过法院审查。

       在调解程序的运行中,调解法官或调解委员会可以采取灵活的方式让当事人进行协商,为增加调解的透明度,一般采用当事人“对席”的调解方式。为弄清双方的争议所在,调解法官或调解委员会应充分听取当事人和其他有关人员对案件的陈述,需要时还应察看现场或调解标的物的情况。在获得案件充分信息的基础上,调解法官或调解委员会可以向当事人拟出解决方案,或由当事人自行拟出解决方案。调解方案的内容并不需严格依据法律,而是可以遵照社会情理、公序良俗、道德信义等。而对于当事人对立情绪较为激烈的案件,调解法官可以决定采用“背对背”的调解方式。

       调解法官或调解委员会在主持调解的过程中,应当依法遵守调解规则、保持中立;通过说服、劝导、分析和教育等方式促成当事人达成和解,不得使用诱导、压制的方式违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拟定的调解方案应当尽量综合衡平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或商业秘密,不得泄露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提出的主张;调解过程中发现当事人有虚假调解行为的,应当依法作出处理,并终结调解程序。

       适用由调解法官以独任方式主持调解的案件,应在立案之日起20天内终结调解程序;适用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的案件,应在立案之日起30天内终结调解程序。当事人双方可以合意后向法院申请延长调解期限,每次延长不得超过5日;延长期限以两次为限。

3.调解的终结。调解结果可以分为调解成立和调解不成立两种。当事人在调解期限内达成调解协议的,记入笔录,由调解法官制作民事调解书并送达双方当事人。调解协议自双方当事人在调解笔录上签名或捺印即具有法律效力。调解不成立的,法院作出调解不成立的裁定书,由当事人自行决定案件是否进入诉讼程序。调解程序中,调解人员所为之劝导及当事人所为之陈述或让步,在调解不成进入诉讼阶段后不得成为对该方不利之证据。

结  语

       人民法院附设调解制度的建构可以说是“诉调对接”机制的制度化和现代化,符合我国文化传统和现实需要。目前各地法院所进行的法院附设调解制度的实践,都是探索性的、开创性的。虽然各地的做法存在很大的区别,但都显示了良好的发展空间,为我国构建法院附设调解制度提供了实践经验。我国应当在时机成熟之际,借鉴日本的做法制定专门的《人民法院附设调解法》,与我国《民事诉讼法》并行;或者借鉴台湾地区的做法,将法院附设调解规范和设置于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之中。具体采用哪种方式进行立法都似乎不是很重要,关键是有具体的法律程序规范,使之成为与人民调解、商事仲裁等相配合的多元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