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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文章(拨开“交叉”迷雾,寻求“破茧”之路)
发布日期:2017-11-23

拨开“交叉”迷雾,寻求“破茧”之路

——透视行政与民事争议交叉案件的审理机制

 

论文提要:近年来,我国法院立案受理的行政与民事争议交叉案件数量逐年增加,由于我国法律法规对此类案件的处理缺乏统一、明确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也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造成了许多的判决冲突与循环诉讼,导致当事人的诉累和司法资源的浪费,甚至对司法权威性、严肃性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行政与民事争议交叉案件审理的现实需要与当前法律法规缺失的矛盾日益突出。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本文试图从实证分析入手,深入分析立法及实践现状,拨开“交叉”笼罩的迷雾,通过借鉴考察域外的立法及其启示,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着力探索解决行政与民事争议交叉案件审理的“破茧”之路。全文共9783字。 

关键词:行政诉讼  民事诉讼  交叉案件  审理机制

 

以下正文:

行政与民事争议交叉案件,指的是:在法院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同时存在需要解决的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在法律事实上有一定的关联,处理结果互为因果关系或者互为前提条件的一种案件形式。[1]近年来,法院受理的行政与民事争议交叉案件有逐年递增之势,这一现象的出现与现代社会行政权的扩张、行政法与民法互相渗透密切相关,同时也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社会发展的必然。由于前我国法律法规对行政与民事交叉案件的处理缺乏统一、明确的规定,而实践中该类案件层出不穷,学界的探讨与研究众说纷纭,各地法院的处理更是五花八门,往往出现行政与民事判决相互矛盾,造成当事人“没完没了”的诉累,既浪费我国有限的司法资源,损害司法权威,又有碍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实现,不利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如何解决行政与民事争议交叉案件的审理问题,寻求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合理路径,已经成为当前行政与民事司法领域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实证考量:行政与民事争议交叉案件审理机制之现状分析

(一)实证考量之统计分析。为了考察行政与民事争议交叉案件的审理情况,笔者以S省X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及其下辖具有代表性5个区法院2008年至2012年五年来审理的行政与民事争议交叉案件为样本,通过分析考量,其结果显示如下: 

表1  X市两级法院2008年至2012年行民交叉案件数 

 

年份

 

法院受理案件数 (件)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小计

5个区基层法院

736

772

817

859

894

4078

X市中级人民法院

379

415

448

491

526

2259

合计

1115

1187

1265

1350

1420

6337

表2  X市两级法院2008年至2012年行民事交叉案件数量所占本年度判决案件数比重统计表 

 

年份

案件数(件)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小计

X市两级法院行民交叉案件数

1115

1187

1265

1350

1420

6337

X市两级法院年度一、二审行政民事案件判决数

2275

2327

2300

2368

2448

11718

所占比例(%)

4.9

5.1

5.5

5.7

5.8

5.4

       从上述图表(表1、图1、表2、图2)的统计情况,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不管是市中院还是区中院,受理的行政与民事争议交叉案件数量逐年上升,且增长速度明显;第二,行政与民事争议交叉案件数量所占本年度判决案件比重也呈明显递增态势,且递增幅度较大。说明随着现代社会行政权的日益扩张,今后民行交叉案件的数量将继续快速增长,在整个诉讼案件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表3  X市两级法院2008年至2012年行民交叉案件类型情况统计表 

            分类

 

案件类型 (件)

以民事争议为主

以行政争议为主

民事、行政争议并重

小计

所占比例(%)

知识产权纠纷

571

15

7

593

9

房屋权属纠纷

1829

67

42

1938

31

合同纠纷

1737

59

46

1842

29

侵权纠纷

949

46

18

1013

16

其他纠纷

875

53

23

951

15

合计

5961

240

136

6337

100

       从表3、图3可以看出,第一,行政与民事争议交叉案件的类型上也呈现多样化的趋势,涉及房屋权属、合同纠纷、侵权纠纷、知识产权等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纠纷较为常见,这说明,民行交叉案件的审理已经成为法院如何司法为民,解决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问题。第二,市两级法院受理的行民交叉案件中以民事争议为主案件占绝对多数,这说明,在目前的诉讼中,民事争议中的附带行政问题,仍然是民行交叉案件的核心,同时也说明,在诉讼中,当事人往往会选择民事诉讼来解决纠纷,而很少选择在行政案件中解决民事纠纷。

(二)实证考量之问卷调查。为了弄清行政、民事争议交叉案件在实践中的审理情况,笔者对X市法院系统随机选取50名从事行政、民事审判工作的法官及50名此类案件的被告人进行问卷调查,其结果显示如下:

问题一:在您审理行民交叉案件时处理机制的选择情况?(可多选) 

问题二:您的案件总共需要启动多少次程序呢?

问题三:如果案子诉讼时间太长,您会怎么做? 

       从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对于行政与民事争议交叉案件,从目前的处理方式看,大部分法官采取的是比较保守的审理方式,即采用“行政先行”方式,先中止民事诉讼,等待行政诉讼的结果出来再继续进行民事诉讼。第二,行政与民事争议交叉案件一般都需要启动两次以上的诉讼程序,过半数还要3次以上,增加当事人的讼累,有碍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实现。第三,较之法律关系比较单一的案件,解决此类案件所需要的时间需要增加一倍甚至几倍以上。有些当事人甚至为了案件快速了结,而选择反复进行申诉信访的途径,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社会稳定。

二、根源探析:拨开“交叉”的迷雾

(一)反思:立法的缺失。

       目前,对于行政与民事争议交叉案件的审理,我国仍处于研究与探索之中。考察我国现行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对此未作任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只在第136 条第1款作出了极为概括的规定:“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民事诉讼。”本条只是规定在审理阶段的诉讼程序问题,并没有解决公民在遇交叉案件立案之时是先提起民事诉讼,还是先提起行政诉讼的问题。公民的诉求与法院的受理同样因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而遭遇法律的尴尬。法院对于当事人的诉讼或驳回起诉或不予受理,案件受理后也会因为缺乏及时的沟通而出现民事裁判与行政裁判不相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情形。

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61条规定:“被告对平等主体之间民事争议所作出裁决违法,民事争议当事人要求人民法院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该司法解释阐明了行政裁决情况下法院“可以”进行“一并审理”,但并没有进一步解释“一并审理”的相关具体程序机制。“该司法解释条文简单,仅规定裁决情况下法院的合并审理,范围过窄且不具有可操作性。”[1]可见,现有的法律根本无法应对司法实践中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联系日益紧密的现实。

(二)检视:实践的差异。  

     由于我国法律法规对行政与民事争议交叉案件的处理缺乏统一、明确的规定,目前,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对此类案件的处理呈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主要采取以下五类做法:                                                

1、民事、行政审判分别进行,互不干涉。即在审理此类案件时,由民事审判庭审理,不需行政审判庭插手,也不与行政审判庭沟通。对其中涉及到的具体行政行为,则由行政机关自行解决,法院将行政裁决和行政确认文书等作为法定依据,直接做出民事判决。如果有关当事人提起的行政诉讼生效判决与民事判决不一致的,再通过启动民事再审程序予以解决。这样的做法就容易造成审理期限过长或者判决结果互相矛盾。

2、采用“先行后民”的审判原则。即在行政诉讼过程中,先中止民事诉讼,待行政案件审理终结后,再恢复民事诉讼,这是司法实践中最为常见的一种处理方式。采取这一审判原则主要是基于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先定性、行政行为的社会公益性优先于民事个体利益等考虑。但是这种考量极易引发另一极端,只要是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交叉案件,不分情形,都“一刀切”地采用“先行后民”的方式处理。

3、采用“先民后行”的审判原则。即先中止行政诉讼,待民事案件审理终结后,再恢复行政诉讼,这种做法在司法实践中较少,法官应行使释明权,告知当事人应中止行政诉讼,先进行民事诉讼,而且要主动中止行政审理程序,并不是被动因当事人的申请而中止。

4、由民事审判庭统一审理。即对案件中涉及到的具体行政行为,由行政机关自行解决,法院把行政裁决和行政确认文书等当作法定依据,直接作出民事判决。如果有关当事人提起的行政诉讼的生效判决与民事判决不一致的,再通过启动民事再审程序予以解决。

5、由行政审判庭统一审理。即在行政诉讼过程中将民事争议与行政争议一并解决。[1]但《行政诉讼法》并没有对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做出规定,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尚处于立法空白阶段。在实践中,各法院对此问题的认识和做法均有所差异。有的法院把本应以附带民事诉讼审理的案件以于法无据为由不予受理,延缓了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救济;有的法院大胆受理附带民事诉讼,但因无具体受理标准,却把部分不属于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纳入了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予以解决。

三、他山之石:域外立法的借鉴及其启示

(一)一元裁判体制英、美国家对民行交叉案件的处理。

       英美国家采用一元制的司法体制,民事争议与行政争议的审理统一适用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无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的管辖之分,“没有单独的行政诉讼法典,行政案件的审判职能由审理民事案件的普通法院统一行使,适用统一的民事诉讼程序规则和某些特别法规定的专门规则。”[2]

       英国没有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的划分,为了处理好行政机关与普通法院之间的关系问题,建立了特殊又宠杂的行政裁判所体系,实践中显出程序简便,专门知识,灵活性、办案时间迅速、费用低廉、符合社会需要的特点,在处理行政纠纷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3]而美国也是采一元裁判体制,所有案件均由同一法院审理,也没有行政审判庭和民事审判庭之分。行政诉讼基本上是按照民事诉讼程序进行的。英美国家在解决行政与民事争议交叉案件时,坚持奉行“穷尽行政救济原则”,尽量将行政案件“消化”在行政机关内部,同时对行政争议也赋予公民充分的司法救济权。

(二)二元裁判体制法、德国家对民行交叉案件的处理。

       大陆法系国家则采用普通法院与行政法院二元裁判体制。法国采用的方法是设立专门的权限争议法庭,同时又立法规定一系列的冲突解决规则,以明确行民交叉案件应当如何处理。[4]德国则明文规定了对于行民交叉案件的相关移送管辖规则,防止出现法院之间的相互推诿或争相作出裁判。[5]

       法国的行政诉讼受理机关是采用设立与普通法院平行并列的行政法院系统,行政法院是设在行政机关系统内,与行政机关保持相当的独立性。法国在处理行政争议和民事争议方面设计了系列有效的制度规定了附属问题规则的处理,如设立权限争议法庭,制定许多成文规则将某些争议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包括不属于行政机关的“私人行为”、“立法机关的行为”、“司法机关的行为”、“政府行为”等等。

       在德国,根据《行政法院法》第94条规定,对于行政行为作为民事诉讼先决问题的处理,依其是否进入行政诉讼程序而不同。若已进入行政法院诉讼程序,则普通法院应受其判决约束。否则,普通法院可自行判决而无须等待行政法院作出判决。[1]但是,行政行为无效时,普通法院可以否定其效力。

(三)混合裁判体制日本对民事争议与行政争议交叉案件的处理。

       在日本,民事审判中遇到行政行为效力问题时,通常不能用民事诉讼的方法直接否定行政行为的效力,而必须通过撤销诉讼这一行政诉讼的方法解决之。但日本与德国一样,存在无效行政行为制度,对于无效行政行为,民事审判则可以自行判断,因为日本不承认无效行政行为的公定力。

       日本对行政与民事争议交叉案件的处理采用的当事人诉讼制度。日本现行的《行政案件诉讼法》第四条的规定,当事人诉讼是指“有关确认或形成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处分或裁决的诉讼,且依法令的规定以该法律关系的一方当事人作为被告的诉讼亦即有关公法上的法律关系的诉讼。”分为实质性的当事人诉讼和形式上的当事人诉讼,对形式性的当事人诉讼的被告一般不是作出裁决的行政机关,而是有争议的另一方当事人,行政主体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法院审理民事案件主要适用民事诉讼程序,可以作出给付、确认变更判决,但必要时也部分适用行政诉讼的规定。同时,介入争议的行政机关以特殊身份参加诉讼,法院的判决对行政机关具有拘束力。[2]

       从上述域外考察可以看出,在实行二元制的法国和德国,过于强调行政行为的拘束力,似乎并不符合中国既有实践;而推行一元制司法体制的英美国家则强调司法审判的自主性,但在行政权强大而司法权相对弱小的中国,应该难以接受;日本对行政与民事争议交叉案件的处理体现出自己的优势,但由普通法院分别按照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处理行政和民事争议案件,在区分民事和行政争议的问题上与中国一样存在相同的困难。因此,考察借鉴域外的立法,真正有意义的不是某个国家的某个具体规定,因为这些具体规定都是镶嵌在其独特的制度框架中而不能随便移植;真正有意义的是具体规定背后的价值取向,以及各自国家在解决问题时的智慧。[3]

四、路径探索:建立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利益法学代表人物赫克认为:“即使是最好的法律,也存在漏洞。因为,其一,立法者的观察能力有限,不可能预见将来的一切问题; 其二,立法者的表现手段有限,即使预见将来的一切问题,也不可能在立法上完全表现出来。”[4]以休谟、托克维尔为代表的经验主义更是认为:“制度的源始并不在于构建与设计,而在于成功且存续下来的实践。”[1]在我国现有的法律框架下,构建科学合理的行政与民事交叉案件审理程序,寻求解决行政与民事交叉案件的最佳司法途径,对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司法公正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笔者认为,解决行政与民事争议交叉案件问题,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建立合并审理的机制更贴近现实,不仅从诉讼效率的角度看,可以提高审判效率,减少当事人诉累,而且从判决效力冲突角度出发,可以很好地协调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之间的冲突,避免法院作出相互矛盾的判决。合并审理其内涵是指:法院将由同一行为导致的两种不同性质的纠纷纳入同一个审理程序由同一审判组织一并解决,或者说是指法院在解决某一纠纷时,就案件事实所涉及的另一性质的法律关系同时予以解决的制度,是诉的合并的一种特殊形式。[2][3]合并审理机制包括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和民事诉讼附带行政诉讼制度,本文认为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更具有可行性。

(一)建立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首先,公正与效率的司法主题,要求法院建立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在行政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的请求,受理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密切相关的民事争议,将民事争议与行政争议合并处理的诉讼制度。”[3]该制度的确立,首先是诉讼程序效益原则的要求。“从有权利必有救济这一法治思想出发,立法赋予行政机关对这类问题的处理权和行政相对人的起诉权,就应当允许人民法院在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的同时,附带审理当事人之间的民事争议,使当事人的民事权利得到司法救济。”[4]其次是为了确保法院裁判的权威性。司法的权威性是指司法机关应当享有的威信和公信力,其主要体现在司法机关作出的裁决为最终的决定。再次是现有解决方式的弊端也使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成为必要。

       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不仅必要而且可行。在行政与民事交叉案件中,法院在审理行政争议的同时已经对民事争议进行了审理,因为法院在审查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过程中不可能忽视当事人之间的民事争议。以房屋产权登记行政案件为例,行政判决书几乎全部围绕着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房屋产权争议,原告与第三人提供的证据主要也是以房屋产权为中心,双方在行政诉讼过程中竭力想要证明的是自己对争议房屋应当拥有所有权,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主要针对民事争议进行审查,然而依据现行法律规定,行政审判庭的法官无法对民事争议作出裁判,结果却是撤销或者维持具体行政行为,民事争议依然存在。在司法实践中,有的法院正在大胆尝试以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处理行政与民事交叉案件,通过这种方式彻底解决行政诉讼中“官了民不了”的难题。[1]

(二)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条件。

1、以行政诉讼成立为前提。行政诉讼成立是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前提。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主诉是行政诉讼,当事人可以在提起行政诉讼时,附带提起民事诉讼或者在行政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行政诉讼的起诉被法院裁定不予受理,其所附带的民事诉讼也随之被法院裁定不予以受理,在此情况下,附带民事诉讼的起诉方只能提起单独的民事诉讼。如果行政诉讼起诉被法院驳回,所附带的民事诉讼也必然被法院驳回。而且附带民事诉讼只能在一审中提起,一旦进入二审程序,当事人不得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否则附带民事部分实际上是一审终局,这样将导致当事人无法行使对附带民事部分的上诉权。

2、关联性是内在要求。关联性是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本质特征。这种关联性主要包括两种,一是行政与民事争议之间具有关联性,是指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由行政主体的同一行政行为所引起或行政行为的作出不仅未解决原有的民事争议, 反而引起新的民事争议;二是它两种性质的诉讼请求之间具有关联性。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必须有一个或数个行政诉讼请求, 即行政诉讼原告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 要求法院对该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如在撤销诉讼中原告诉讼请求为撤销具体行政行为,在确认诉讼中要求确认其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行政行为合法与否或是否有效等。同时必须有民事诉讼请求存在, 即要求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停止侵害、排除妨害等。两种不同性质的诉讼请求之间必须有内在的关联性, 这种关联性在于不同性质的诉讼请求均发自同一法律事实。附带民事诉讼应当由民事争议当事人提起。

3、民事争议当事人对于是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拥有选择权。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应当严格遵循“不告不理”的原则,如果行政诉讼的当事人在行政诉讼过程中并没有提出民事诉讼请求,则法院不能依职权主动对民事争议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但是, 人民法院在受理行政诉讼案件后, 发现符合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其他条件的, 应当告知当事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对于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放弃诉讼权利的, 应当允许。

(三)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

1、对行政裁决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法律依据是《解释》第61 条。行政裁决不同于一般行政行为的特殊之处在于行政裁决必须以民事争议的存在为前提,如果行政相对人请求法院撤销行政裁决,其实质是为了解决民事争议。

2、部分行政处罚案件。并非所有的行政处罚案件均须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来解决,而应限于有侵权行为被害人的行政处罚案件,即因侵权行为而发生损害赔偿,主要包括以下两类案件: 被处罚人起诉的行政处罚案件; 被害人起诉的行政处罚案件。

3、部分行政许可案件。可以适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情况仅限于行政许可相对人实施某种行为,第三人认为侵犯了自己的民事权益,而行政许可相对人提出该行为经过行政机关许可为抗辩的情况。如果第三人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审查行政许可合法性时,可附带请求法院解决民事争议。

(四)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程序问题。

1、当事人。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中,行政诉讼部分的原告是认为行政行为侵犯了自己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被告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应当为民事争议的双方主体,行政诉讼的原告既可能是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也可能是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但行政机关不能作为附带民事诉讼部分一方当事人,因为行政机关并非民事争议的当事人。

2、审理。一是证据问题。行政诉讼部分遵循行政诉讼法所遵循的证据规则,以举证责任为例,在行政诉讼部分被告行政机关对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并且在诉讼过程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在民事诉讼部分则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民事诉讼的双方当事人各自负有举证责任提出证据以证明自己的主张。二是审判组织问题。行政诉讼部分与民事诉讼部分都是由同一审判组织进行审理。同时,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并排除了简易程序的适用,与民事诉讼程序有所不同。笔者认为,对于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和民事附带行政诉讼而言,其审判组织应当统一为合议庭,不适用简易程序。三是调解问题。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中和民事附带行政诉讼中的民事部分应可以适用调解,因为即使是附带的民事诉讼,从本质上而言属于民事诉讼,作为民事诉讼基本原则之一的调解原则当然适用。四是审理方式问题。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一般有三种方式:其一,附带民事诉讼与行政案件一并审判;其二,附带民事诉讼与行政案件分开审理,一并做出判决;其三,附带民事诉讼与行政案件分别审理、分别判决。五是审理期限问题。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期限可以设置为三个月,一般在三个月之内法院能够将案件审结,但如果附带民事诉讼部分较为复杂或出现其他原因不能在三个月之内审结的,可以在行政案件审结后,由原合议庭继续审理附带民事部分,但必须在受理附带民事诉讼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

(3)诉讼期限。基于现行的法律规定以及对公民权利的保护, 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行政诉讼部分与附带民事诉讼部分分别适用各自的诉讼时效期限。若民事争议的当事人提起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已经超过《行政诉讼法》上所规定的诉讼期限, 则民事争议当事人只能单独提起民事诉讼, 不能提起行政附带民事诉讼。

(4)上诉。一审判决作出后, 当事人对行政部分和附带民事部分均不服时, 可以一并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应当一并审理。但当事人仅就行政部分判决或民事部分判决单独提起上诉时, 由于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中行政诉讼为主诉,应当由二审法院行政庭受理。上诉时不管当事人仅对行政部分判决上诉还是仅对民事部分不服,如果当事人仅对行政部分或民事部分上诉的, 说明其已经自动放弃了对另一部分判决的上诉权, 服从一审法院的判决, 二审法院没有必要再对这一部分判决进行审理。但应当注意的是, 不管当事人是全案上诉还是部分上诉,二审法院均应当对整个案件进行审查, 若发现另一部分判决有错误的, 应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 以使整个案件能得到正确审理。

(5)执行。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判决, 由人民法院执行庭分别依照《行政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执行。行政机关依法拥有强制执行权的, 也可以自己执行。如果行政部分的判决与民事部分的判决同时生效, 则两部分的判决应当同时执行。如果当事人对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判决书的行政部分上诉, 对民事部分没有上诉的, 不宜对民事部分先行执行, 而应在二审法院就行政部分作出最终判决后, 再决定是否执行, 但当事人对行政部分不上诉, 仅对民事部分上诉的, 人民法院可以就行政部分先行执行, 而不必等到二审法院对民事部分作出终审判决后再一起交付执行。人民法院对行政部分和附带民事部分分别作出判决的应当分别执行, 即先执行行政部分的判决后执行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的判决。 

 

                                                   (陈晓燕)

(本文获“广东法院第二十五届学术讨论会”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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